一、美国科技封锁对“双一流”建设的直接影响

1.部分高水平合作研究面临中断。在过去的十多年中，我国花大力气引进海外人才，开展合作研究，在推进我国高校建设高水平学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在2008—2016年的一项人才计划里，共引进海外人才6089人，其中超过一半进入“双一流”建设高校。

2018年以来，随着中美摩擦的升级，美国收紧了对中美学术合作的审查。美国限制与中国的科技交流已从企业和资本层面，蔓延到了学者身上，致使一些与我国有学术交流的海外学者在美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中美高校之间许多高水平合作面临着被迫中断的境地。2020年6月中旬，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取消了77名研究者补助或赞助资格，目前调查还在进行，据称其中隐瞒的资金有93%来自中国。2020年初，美国FBI以“虚假和欺诈性陈述”的指控逮捕了哈佛大学一位著名教授，导致哈佛大学与武汉某“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相关学术合作陷入停滞。类似案例也出现在其他一些“双一流”建设高校。

2.赴美学术活动严重受阻。美国对来自中国的学者、留学人员赴美签证申请实行了严格的背景审查，对美国教育科研单位接受中国学者、留学人员也施加更多限制，导致部分所谓“敏感领域”的中国学者、留学人员无法获得赴美签证，影响到高层次学术交流。

知名专家学者赴美学术交流受阻。2018年以来，美方针对一些关键科技领域，重要人才计划的教授学者，以反间谍为由吊销或重新审查中方赴美人员签证，打压中国学者的学术活动空间。2018年年中，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邀请，北京大学一位著名教授参加脑科学国际合作研讨会，赴美签证被拒；2019年年初，受美国科学促进会邀请，中国科技大学一位著名教授领取纽科·克利夫兰奖，在办理赴美签证时被拒。严苛审查已从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扩散，近期美方还取消了一批中方从事中美关系研究学者赴美十年签证。

缩减特定专业留学生签证。美国国务院已率先缩减攻读航空、机器人与先进制造领域的中国留学生签证。重点支持“双一流”建设的“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因与美国高校合作比例较高，受到的冲击会比较大，这将对我国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产生影响。根据国家留学基金委统计，2018年我国计划公派赴美留学10 313人，其中因签证问题无法按原计划赴美331人，占计划派出人数3.2%；而到2019年1月至3月，中方计划公派赴美留学1353人，因签证问题未能成行182人，已占计划派出人数13.5%。

3.重要实验设备购买受到更多限制。其一，多所高校进入美国商务部“实体清单”。2020年5月，美国商务部宣布，再分两批将33个中国实体加入“实体清单”，其中包括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两所高校，6月6日，两校师生进行数据分析、绘图和应用开发的软件MATLAB，因“实体清单”管制而被停止使用。2020年之前，已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等11所高校被纳入“实体清单”。截至目前，先后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的大学总数已达13所，受到美国的出口管制和技术制裁。近年来，中国高校及与高校科研相关的科研机构，进入“实体清单”的数量有上升的趋势。

其二，瓦森纳成员扩容。《瓦森纳协定》源于“巴黎统筹委员会”，是冷战时期的产物，成员国在重要的技术出口决策上受美国影响较大，是美国出口管制制度完整性的重要环节。2017年12月，随着墨西哥、印度等9国的加入，成员国数扩大到42个，已经涵盖除中国之外的主要有影响力国家。在苏联解体之后，由美国主导的《瓦森纳协议》几乎是针对中国。受扩容影响，中国在航空、航天、信息、生物技术等科技领域的重要产品的进口空间受到更多限制。

二、“双一流”建设突破美国科技封锁的若干思考

1.支持中美高水平大学的多层次合作交流。需要看到，美国联邦政府与学术机构在认知与行动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学术机构一方面要遵守国家制度规则，另一方面希望维护学术的正当开放性。在科技合作交流中，学术界的民间交往动力往往更强。如美国大学协会主席Mary Sue Coleman警告《保护我们的大学法案》将对美国大学的科学研究能力产生负面影响；哈佛大学校长Larry Bacow致函蓬佩奥警告基于国籍的签证审查将危害美国学术事业；华为被美国政府放进管制名单，但学术组织IEEE并没有对华为人员实施限制。在新形势下，我国“双一流”建设高校与美国学术机构的合作交流在形式上应该“重心下移”，注重结合各自优势，利用各种渊源关系，用好姊妹校、合作校等以多种形式开展交流。相关主管部门要对“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国际学术交流给予充分支持，在政策上给予更大自主权和灵活性。

2.摸清“双一流”建设高校合作研究受影响情况。教育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相关指导工作，对于因美国限制性措施出现合作面临破裂、停滞，以及公派留学受到影响的情况进行全面汇总会商。一是要摸清受影响的程度，哪些领域影响较轻，哪些领域损失较大，哪些领域影响到了国家重大科技战略；二是对于负面影响大的关键领域，要发挥举国体制优势，从国家层面在国内遴选合适的学术带头人，领衔合作实验平台，尽快弥补空档；三是优化“双一流”建设高校公派留学派出结构，对于受到影响的专业，可以通过延长资助年限、提高资助额度、优先资助名额等手段，引导留学方向，推动公派留学国别更加多元化。

3.推动“双一流”建设高校与在美华裔科学家建立友好联系机制。近年来，美国对华裔科学家“审查”和“排斥”的举动不断，使不少华裔学者噤若寒蝉。非常时期，我们需要积极而智慧地维护与在美华裔科学家的广泛联系通道，并善于保护他们的安全和利益。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9年，美国科学院、工程院、医学院、文理院四院共有华人院士约300余人，美国八大常春藤高校华人教授约320余人，中国原“985工程”高校毕业的校友约20万人在美国高科技企业或高校工作。“双一流”建设高校作为重要的高水平学者载体与联系纽带，应主动作为、长远规划，与在美华裔科学家建立切实联系机制，着力构建中华民族最大同心圆，同时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理想服务。一是发挥校友会等渠道的作用，制定具体联络清单；二是对于重要科学家，要“一人一策”“一校一策”制定联系工作方案；三是支持高校创新机制，以不同形式，或吸纳华裔科学家回国建功立业，或灵活运用民间力量拓展学术交流渠道。

4.拓展与其他国家高水平大学之间的合作。美国之外的其他发达国家，在不同领域科技创新能力也各有所长。我们重视中美合作，但也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而是要主动作为大力挖掘遴选对中国高校有好感的国家。一是全面分析美国以外其他发达国家的一流学科分布，统筹整合资源，有意识地推动“双一流”建设高校开展更大范围的国际合作；二是突出“以我为主”“一对多”“高水平”“特色”“主动性”开展合作，最终服务于建设创新型国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局；三是重视以多种形式开展高水平的中外合作办学，如我国已批设了9所独立设置的中外合作办学法人机构，已建成了浙江大学等高校的一批国际校区等，这些，都需要认真地进行经验总结，并考虑适当扩展。

5.融入国别间人文交流机制。开启于2009年的中美人文交流高级别磋商机制，为推动两国之间的教育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特朗普政府也同意将社会和人文对话纳入中美新的四大对话机制之一，突显出人文交流的重要性。面对当前美方单方面限制科技交流合作的态势，我们还应保持战略定力，特别要把国与国人文交流机制当作重要的稳定器来看待。一方面，注重平衡中美双方关切，把“双一流”建设高校与美国一流大学合作放到国家开放发展的战略高度上认识，可考虑率先推动建立两国间大学学术交流的规范框架，为推进“双一流”建设创造良好外部环境；另一方面，在原有中俄、中欧、中英、中法、中南非、中德等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基础上，积极作为，善于分析各国的不同利益诉求，广交朋友，避免西方国家“铁板一块”地限制中国科技进步，推动中外高水平大学之间的合作交流特色化、多元化发展。（张伟，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马陆亭，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本文刊发于《中国高教研究》2020年第8期）